一位天才人物
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上铺住着一位绝无仅有的天才人物。
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吹笛的塞壬，摇船的卡戎，她是红色的化身，却浑身燃烧着蓝绿色的火焰，她在热爱生活与厌世之间从容地反复颠倒，就好像不是她寻求生活的爱，而是生活在寻求她的爱。
从认识以来，每一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对方行贴面礼，我们毫不气馁，我们向着生活前进，前进，再前进！而又在同一年，我们像企鹅排着队跳进南极冰洞那样，一前一后对自己、对生活失去信心，坠入无边的黑暗，如同难产的同卵双生子，卡在大地的子宫里几近窒息。
我们像两个乞丐，终日各自灰头土脸地寻找可以使生命继续维持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如果被问起，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又都知道，因为我们总会对一些东西说不。但我们从不相互询问，我们什么都不聊，只是隔着一张床板感受对方的存在。
实际上，我们不仅很少说话，我们甚至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因为我们一个看不到上午，一个看不到下午。中午是我的起点，但却是她的终点。我们是四季的更替，昼夜的节律，是手掌的两面，是与否的辩证，左脚与右脚，跷跷板的两端，善与恶的统一，是要科学还是要魔法的无休止的辩论。
我们只在夜晚相聚
夜晚我们各自为截然不同的电影，截然不同的音乐，截然不同的文字痛哭流涕，互相给对方递纸巾，递薯条，递爆米花。我们不要命地生活，疯狂的程度就像卡斯蒂亚里抽血作画，就像何文昌取下肋骨，在母亲节做成项链送给妈妈。我们的每个夜晚都用喜怒哀乐这四原色填的满满当当，如同半个世纪前那些印象派画家只用青色，洋红，黄色，黑色四种颜色整夜作画，却画出五彩斑斓的《印象日出》、《星夜》和《日落港口》。
到了白天，我们的床就像老子说的虚空，就像一块镇纸，一座土地庙，像《情书》里柏原崇站着的那个微风拂动的角落，而我们则像两具沉睡的木乃伊，大伙儿要问我们点什么事，都不得不带着朝圣般的心情，牵着骆驼排队等候，像要求婚那样单膝跪在我们床前，小心翼翼从窗帘边掀起一个角，将耳朵伸进来，揣测天启那样猜测我们抛出的那些语无伦次，磕磕绊绊，昏昏沉沉的谜语。
对我们俩来说，这里我们共同的灵柩，我们得已安眠的坟墓。
久而久之，我们的默契已然十足，我们不仅能通过床板振动频率与方式的不同知道对方的今天心情怎样，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只消一个拉被角的动作我们就能知道彼此睡得如何，又梦见什么。
我们相互竞争
我们不光四处搜刮图书，比谁看得多，读的快，比谁的书能先在床上堆出一座山，还要比牺牲比奉献，比谁能一点也不叫苦地宁可在床上将自己压成一个僵硬的形状，也要让这些书整夜安眠！彻夜好睡！为了向对方表明我们的奉献精神，每天起床我们都要做作地扯着嗓门向自己的书问好，问它们昨晚睡得好不好，枕头会不会太高，被子会不会太少。
我们不光将自己献给书本，还将自己献给世上所有艺术，献给电影，献给音乐，献给版画，献给舞蹈，献给魔术，合唱团，斗牛士，三角铁，献给基督教堂穹顶上画着的许许多多的光屁股小天使，还献给山神庙里因无数个八宝香垂下，所以飘渺得犹如仙境的许愿圣池，我们的目光透过布列松的光影世界望向彼此，我们用达内兄弟的镜头语言说你好，再用安哲罗普洛斯的场面调度说再见。
我们险些相爱
我记得，她一般很少穿衬衣，但一到夏天她就以一种无人能及的魅力穿上那件蓝白条纹的衬衣，松松垮垮地系着领带，就像一整晚都在写诗、调情一样。
我记得，只有那一次我们好好见了一面。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停了电，我到走廊上，一片迷人的黑色，只有外面的应急路灯亮起来。这些应急路灯深一脚浅一脚地立在宿舍楼前的树林里，当年本来只想着与那些青涩的小树肩并着肩，但岁月流逝，小树变成大树，又变成老树，长得又高又大，甚至能将枝叶伸展到宿舍楼最高的那个楼层，路灯也从小路灯变成大路灯，又变成老路灯，在生命的最后只好终日站在爱人的裙底，成天盯着爱人的脚踝、小腿和膝盖看。
那一晚为了向爱人表达爱意，这些路灯就像大画家波洛克那样，疯狂地挥洒着颜料，一心要将爱人身上最美的部分画出来，于是周围所有宿舍楼都遭了殃，唇涡、耳廓、胸埠、股壑……无一不映在走廊，映在门与门之间的白色墙面上，映在姑娘们行将要走过的水磨石地面，映在楼梯扶手，映在步步台阶上……这纷纷的爱意，这四散的赤裸的情欲让住在这些楼栋里的姑娘们都脸红不已，羞得要跑回自己的房间。但我急于跑出去，急于穿越这些空荡荡的楼层，到外面去，为了一睹这些大师作画的风采，为了记住这一刻，以便将来也能对我的爱人这样无声地表白。
正在我疯狂地转着圈下楼梯时，突然有人在黑暗中迎面对我说了声”Hello”，话音刚落，所有灯都骤然亮起来。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在这长久的相互注视中，我明白了，这声”Hello”就是爱迪生成功的秘诀，这声”Hello”就是能将惰性气体灌进钨丝灯泡的咒语，这声”Hello”就是一把冰斧，连爱神的箭也给冻住。
她要请人吃饭
我还记得有时她会早早起来嚷嚷着要请所有人吃早饭，接着还要带我们去看电影，“一个都不许落下！” 她这么说。我和舍友们交换了眼神，立刻就明白了，她又一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又一次逼近资产阶级罪恶的癫狂状态。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知道，每个月拿到钱她都惊慌不已，因为我能感觉她的整夜的叹息。那几天她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恍恍惚惚地走在学校里，不停地撞上小树林或是街边正在接吻的情侣，几次差点就要掉进河道，永远也找不到宿舍的门，我们几个总是得轮番去保安室将她领回来，白天迷迷糊糊，晚上她又变得清醒的不得了，她睁着眼睛瞪着那些钱，就好像这些钱背叛了工人阶级，背叛了我，背叛了她无上的天真，她急于洗脱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罪孽，恨不得把这些肮脏钞票马上花光，让自己重回纯洁，回归拂晓和新叶一般的天真状态，她的目标是身无分文，要穷的得和我同分一个馒头才最好，于是一个月总有这么几天，她被恐惧早早的拽起来，挥舞着那叠钞票，全宿舍地呼号宣告，要请我们所有人吃东西，一顿接一顿地吃！吃完再去看电影，一场接一场地看！
于是我们便立马搀扶着她下床，驾着她来到金马碧鸡坊，来到南屏街，来到文化巷，来到这昆明数一数二的纸醉金迷的欲望交易所，来到这高深莫测的物欲横流的经济枢纽，一路上她还不停地说要请我们去干这个干那个，不停地说着那些幻想，那些漂亮话，说得自己都快有些神志不清了，我们抬着她就像抬着一位先知，抬着说梦话的爱因斯坦，这位祖籍江苏的爱因斯坦因为饱含着对生命的爱而胡言乱语，梦呓似的喊出一个又一个的后现代主义宣言，似乎在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看着她我就知道当年王勃写滕王阁序，柯布西耶叼着大烟斗说出“住宅就是机器”的时候是怎样的风采。她想要的是革命。
她将那些钞票砸向我们，就像五月风暴那些学生朝警察扔去的烟雾弹，她既是革命者，又是独裁者，她既是一个行将倾覆的政权，又是造就这政权的权力基础。她要一砖一瓦地砌好专属于她的断头台，还要将自己五花大绑，更要自己落下铡刀。直到我们都迷失在考里斯马基的落幕的芬兰，让热内的巴黎，阿巴斯的伊朗，法提赫阿金的德国，安哲罗普洛斯的希腊，直到怀抱这些幻影的我们醉倒在昆明一二一大街，一人抱着一个电线杆将那些山珍海味吐的到处都是，唯有看到这消费主义时代的绝妙景象，她才心满意足。
有时她回来摇摇钱包，从里面还掉出几张钞票，看到这些钱，她的脸色马上变得铁青，接着二话不说，拿起那件红色风衣就往外走，谁和她说话也不理，也不说去哪，第二天清晨，初生的太阳射出第一道光芒，她捧着一大束花出现在宿舍门口的长廊上，我们都从被窝里钻出来看着她，看着她醉醺醺地从敞开的大门跳着舞蹈进来，就这样将还沾着露水的迷迭香、小碎菊奉献到朝阳面前，活像一位天使！一位日出女神！她笑起来，我们便知道，她总算把钱给花完了，这下她可高兴了，再也不必再为钱的事操心，又可以回到梭罗式的生活里去了，她说给我们买了花，要帮我们插上，里里外外地给我们找东西装，最后连我的洗脸盆也不放过。等大功告成，她就一头倒在床上，我们就这样又合为一体。
21世纪的红与黑
她总是穿着一件有着非同寻常的漂亮红色的毛呢大衣，而我总要套上我的黑色上衣黑色短裤和黑色运动鞋。这是我们互相之间的标识，使我们大老远地就能认出对方，好心照不宣地绕远路走。我们羞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彼此，因为我们只属于黑夜，在白天，我们顶多算是流放，算是潜逃，我们来错了地方，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是矿山上被押送着，戴着镣铐的囚犯，我们不敢对视，因为只要一眼，别人就会知道我们深藏的秘密，别人就会知道我们就是那两个叛徒，那两个成天喊着“爱！爱！爱！”的顽固分子。
在这里没有人谈论爱，就好像西南地区的人个个都坚强无比，无需爱，也无需被爱，就好像爱是西南地区的政治不正确，除此之外，婚姻、历史、平权、战争、性爱、罪责、艺术……这一切都是禁令，都是不合群的做作。在这里，但凡我看的电影一不小心传出一声歌剧，所有人便立马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只好垂着脑袋，眼泪开始不争气地往下掉，因为我知道，这在昆明怎么着都得判一个三年监禁，更何况，要是仔细追究起来，还能搜出许多黑白的电影呢，就更别说那几部放荡得要老命的欧洲电影了，我知道加上这种种，我非得被判个无期不可，于是哭得越来越厉害……
我们不忍心看向对方，因为我们知道，在白天，我们俩看上去有多狼狈，我们羞于谈论理想与浪漫，扭扭捏捏地提起梦和海洋，有时我们张开嘴想对彼此说些什么，可突然意识到我们只能低声，只能耳语，于是索性闭嘴，最后干脆装作不认识对方，但装得久了，不知道为什么，倘若不小心迎面碰上，我们的脸一下就要红到头发根，忙着躲开对方的眼睛，久久才像刚刚告白的一对害羞的恋人那样低着头互相说你好啊。
两个异乡孩子和一群异乡母鸡
在我们的相处的最后一年，学校穷得叮当响，像所有浪荡子一样，甩手便把祖传的网球室、第二操场加上几栋宿舍楼脚下的土地打包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精打细算，一寸土地也不愿浪费，用地红线精密地贴着我们阳台的墙根笔直划到我们脚下。
他们要比邻地竖起无数高楼大厦，商住合用的超高密度住宅区。这一年，学校外的工地丁零当啷地响了一整年，我们无聊的时候就扒拉着护栏往外看，着迷地欣赏着来来往往的推土机， 沥青洒布车，还有摄人心魄的野蛮的振动桩锤。
他们的队伍紧锣密鼓地运转着，效率极高，从上午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半，休息几个钟头后，机器在凌晨两点又偷偷摸摸地响起来。我甚至能听到他们走动时胶鞋摩擦着地面的声音。工人们赶着工期，工人们不要命地生活，工人们带来了他们的母鸡。这是为了在辛苦的工作后能饱餐一顿，这些母鸡因为既定的死亡命运，每晚唱着一首又一首的哀歌，爱迪生说的没错，经过99%的勤学苦练加上1%的天赋异禀，不久她们就学会了《水边的阿狄丽娜》的十六个乐章。
每个午夜，当挖土机小心翼翼地躬身掘着大地，变魔术般将土堆挪过来挪过去的时候，这些母鸡就用无可比拟的曲调唱起《水边的阿狄丽娜》。每到这时，我们俩都放下书，竖起耳朵恭恭敬敬地聆听这天籁之音，聆听这自然奇迹，聆听这整整十六个乐章的晚安歌谣。我们俩渐渐明白，她们每天准时准点，彻夜不眠地唱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两个孤儿般的孩子，这两个命中注定要永远漂泊的孩子。
这些歌声与夜晚回忆是我们的最爱，是我们的告别曲。
2022年8月4日